人和计算机的再分工

技术发展带来工作的迭代，这是一个已经被反复验证过的关系链条。在20世纪初期，“computer”一词指代的是从事复杂数学计算的人，他们可能是科学家、工程师的助手，又或者在天文台、银行等机构中专门负责计算任务。后来，计算器开始出现， 我们不再需要人力进行计算。再后来，计算机不断 发展和普及，又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

计算机能力的继续提升，开始波及更广泛的工作。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Frank Levy）和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Murnane）在2004年出版的《新劳动分工》中曾对人和数字劳动力之间的分工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们认为，模式识别能力和复杂沟通能力是人类较之于计算机的优势。虽然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非常突出，但它必须借助人类的模式识别能力才得以运行，像驾驶、写作、看护这样的知识性工作是计算机无法驾驭的。

AI的出现再一次打破了这种分工。不管是模式识别还是复杂沟通，AI都能够完成，且速度更快、准确度更高。AI甚至把触手伸到了写作与画图等难以编码的创造型任务，给未来的工作创造了更多变化的空间。

AI对创造力的双重影响

企业该怎么应对？

在人和AI的协同工作趋势下，未来的工作势必进行重塑，组织也需要对与AI共同工作时员工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反应有更多的理解，以更好地推动组织变革。这是一个涉及企业管理诸多维度的问题。我们不妨先找一个切入点，看看正快速普及的生成式AI如何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双重影响。

现有文献发现，生成式AI的使用能促使员工高效获取和处理多样化信息，提供多元化的观点， 降低认知负荷，因此有潜力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但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设可能过于简化和乐观。创造力过程理论提出，发散性思维和聚合性思维共同影响着创造力的产生。前者需要个体意识到并且接纳新知识，追求广度；后者则需要员工通过演绎推理寻求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追求深度。

我们提出：生成式AI的使用一方面能够帮助员工获得更丰富的视角，促进发散性思维，反映为增强员工识别、收集多样化信息的吸收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生成式AI的使用也容易导致员工依赖生成式AI，反映为降低员工自主深度思考和心智专注的认知深化。我们通过两项研究验证了这一假设。

第一个研究是情景实验，揭示了生成式AI的使用对员工吸收能力和认知深化的影响。在实验中，从Credemo平台招募的200名全职工作者被随机分配到生成式AI使用情境或控制情境。他们被告知需要为一家经营果汁饮料的商家提供商业方案，包括果汁与糖的比例、饮料颜色及广告词， 并简要描述其思考逻辑和推荐理由。在生成式AI情境中，参与者需要使用一款生成式AI工具——Kimi来辅助决策。而在控制组情境中，参与者被要求不能使用生成式AI，需独立完成任务。最后， 参与者还需要完成一份问卷，以评估其在刚刚的模拟咨询中的生成式AI使用程度、吸收能力、认知深化等变量。

第二个研究是多时间点多数据来源的问卷研究，对整体模型进行了检验。我们从一家数据公司招募了500名全职IT员工为调查对象，他们在新技术应用和创新解决方案方面的前沿探索，使其成为研究生成式AI如何影响创造力的代表性样本。第一阶段，测量员工生成式AI的使用、人际互动、人口统计学等信息；第二阶段，测量员工的吸收能力、认知深化、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以及创造力的内在动机；第三阶段，领导者对员工的创造力绩效进行评估。

以上两个研究发现，使用生成式AI可以提高工作者的吸收能力，却会降低其认知深化水平。即单纯引入生成式AI未必能提升员工创造力。生成式AI会通过提升吸收能力促进创造力，也会因减少认知深化而抑制创造力。换句话说，生成式AI可以通过提升信息获取效率增强创造力，但也有导致员工技能退化的可能，关键在于应将生成式AI视为思维的补充工具，而非完全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互动在其中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生成式AI和人际互动是两种差异化的信源， 人际互动也能够提供工作相关的信息内容、降低信息获取和理解成本，进而缓解生成式AI负面影响并放大其正面效益。因此，在考虑AI-人协同的工作重塑时，不能仅仅考虑AI和人的分工，同样也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积极的人际互动可以缓解人机互动中的潜在负面影响。

人和工具的双向驯化

彼得·德鲁克笔下的“知识型组织”理想形态， 正在AI的催化下成为现实。当越来越多的重复性体力劳动被AI取代，知识将成为组织的唯一核心驱动力。AI不仅加速了知识的生产和积累，更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的获取、应用和创新方式，打破了组织内部的知识壁垒，赋能到组织中的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说的知识工作者，已经是“AI增强型知识工作者”。与数字化时代不同，员工不再是企业数据和流程的被动参与者，而是AI工具的的主动驾驭者与价值共创者。在迎向AI的这条路上，不少员工已经走在了企业前面。

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提出，管理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知识工作者与工具应当建立起一种相互塑造、共同进化的动态关系。工具不仅仅是简单地提高效率， 更重要的是扩展个体的认知边界，提升创造力，并适应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需求。而工作者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做选择，发现工具的新用途和价值，改变使用方式。这是一种类似“双向驯化”的关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

组织是驯化发生的场域。管理者既要帮助员工高效使用工具，又要帮助其保持独立批判性思维。而职场的新范式带来了对企业人才结构、管理模式和协同信任的新需求。

人际互动的独特作用引发对工作模式的重新思考。新冠疫情带来的远程工作潮流正在瓦解，亚马逊、苹果、谷歌等互联网时代的代表性企业都在制定新的办公空间战略，第一步就是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制度的本质是对更高生产力的追求，能够根据业务需求灵活改变形态的“液态组织”或许能更好地结合智能技术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伴随着管理和工作模式的调整，企业文化也在发生变化。信息大爆炸、Z世代入场、基础设施升级， 注定了组织必须是高度包容的，DEI（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正在从形式走向行动。

德鲁克的经典论断“好的组织能让平凡人都能做出不平凡的事”在AI时代正被赋予新的内涵。管理者的角色从“监督者” 向“ 赋能者”转变，而工作， 正被技术、时代和愿景塑造成前所未有的模样。MI·专题

参考文献

陈丽萍，徐敏亚，刘圣明. 工作场所生成式AI 使用对员工创造力的双重影响路径[J]. 管理学报, 2025, 22(2):326-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