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chatGPT的诞生到DeepSeek的火爆出圈，被AI取代的焦虑，在全球高校研究者和学生之间愈演愈烈。人文社科学界，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身份危机。

在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媒体上，充斥大量和AI焦虑相关的内容，其中许多发布者是全球知名高校的在读硕博研究生，甚至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成熟研究者。在一篇美国华人历史学博士发布的帖文中，就描述了DeepSeek如何十几秒内完成历史学研究者耗费多年的史料搜集、考证和编码工作，揭示了历史学科以史料学为基础所面临的研究范式危机。

当AI能瞬间完成史料爬梳、自动生成符合期刊规范的政治学模型、对哲学思想进行准确无误的权威解读时，研究者们遭遇着对自我价值的普遍质疑。

然而事实上，人文社科研究的范式危机并不是AI诞生之后才出现的，学科体制内部早已存在的系统性困境。AI仅仅是催化了这一危机，把隐藏的问题抛到了明面上。

学术评价体系的规训、学术体系的工具化与资本化，以及主流话语的霸权，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人文学科的内部困境，甚至由学科内部蔓延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生产中去。正是这一工具化、模式化的学科困境，使得AI更容易复制并取代人文社科的研究工作，加剧了学术生产者普遍的无意义感和价值焦虑。

“格式化”的人文社科研究已成主流，而关注社会动态、人类经验和处境的研究领域却不断地被排挤、甚至被取缔。在数量年年增长的文科博士群体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对学术体制的失望和学术理想的幻灭，选择退出，加入了“博士退学潮”。就像他们所自嘲的那样：humanities（人文学科）中已没有human（人）。

人文社科的传统价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为何发生？AI冲击之下，人文社科将何去何从？本文将逐一回应这些问题，探讨人文精神在当代的存续危机。

01 被AI揭开的学科伤疤

要理解人文社科的困境，必须揭开当代大学体制的“新自由主义”面纱——这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思潮，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更将大学推向了市场化的深渊。

1. 从“知识工厂”，到“学术临时工”

英美大学作为当今全球学术界的风向标，人文学科的体系变化带动着世界主流学界的变化。传统人文社科的“务虚”性在当今的主流学术领域逐渐变成了”务实“。人文学科的前沿研究通常以实证分析和量化分析为主，概念性的、辨析性的理论研究被逐步边缘化，不仅仅离开了学科主流，还被挤压出学科领域，转移到了其他话语更加微薄的领域去。

一个对于智识、思想有追求、对于生命和意义有疑问的年轻人，或许可以通过任何一家书店里已出版的经典文学与哲学发现人生困惑的解答，却实际上和当今主流的专业哲学话语毫无关系——通常这些哲学研究都建立在大量的逻辑训练和专业背景的基础上，具有极强的学科壁垒，几乎无法进入普通人的视野，更不关心与普通人可能关心的问题。

主流的哲学研究以分析哲学为核心，强调逻辑推理和语言分析，试图用数学般的精确方式拆解概念、澄清语义。它们转向了更加务实的方向——因为其固定、系统的学术范式，更易于科学技术领域结合，形成当今哲学的前沿研究，如技术哲学、AI伦理、科学哲学等。

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诸如政治学，越来越接近政府决策的需求，选民行为分析、政策效果评估、数据驱动的治理优化，而非对于政治概念和思想的辨析；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也不再关注社会结构、体制等问题，而转向量化分析和实证主义。

《写作与斗争》剧照

那么那些关心生活中的困惑、社会结构的不公、存在本质的意义或者是文学与思想的价值的学术研究在哪里呢？

在哲学系中难以找到，致力于量化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政治学、经济学等也将之边缘化。在很多大学里，这些议题通常只占据各个学科里不起眼的一隅，有时甚至只能在传统一级学科之外的小型部门找到。以我所在的伦敦大学学院为例，它们被统筹归类为一个叫做欧洲语言与文化（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学系。不同的大学也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牛津大学就将其中的古典语言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理论、欧陆哲学等领域归类为中世纪语言和现代语言（medieval language and modern language）。通常在这些领域里，既保存了传统人文学科对于人类经验的关注和洞察，又兼具了跨学科、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开放性视角。

然而，当比较起我就读的大学内哲学系与“欧洲语言与文化”系的教职工及研究人员列表时，发现哲学系尽是有tenure（即终身教职）的正教授，而欧洲语言与文化则一眼望去尽是Dr.头衔的“学术临时工”，并且数目庞大，远超哲学系的全体教职工人数。Professor和Dr.头衔之分背后代表着研究者薪资、工作稳定性和学术话语权的差异。通常拥有终身教职的正教授就像是有着铁饭碗的高级公务员，享受着稳定持久的待遇保障、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稳固的学术话语权，而Dr.则更像是通往拥有终身教职的学术升职路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一阶段，研究者通常和大学是短期的合同关系，需要尽可能地争取研究经费、发表更多论文、努力教课，在各个大学之间辗转。

而这种系与系之间大面积的差异，并不代表”欧洲语言与文化“学者都是不够成熟、没有能力做教授的研究者，而解释了一种结构性不公，即学术体制内，跨学科、人文向、理论思辨型研究者长期缺乏学术认可度和稳定支持。

赫布·柴尔德里斯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中，描述的理想大学是：一所具有价值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和尊重其人际关系网络，这样的大学是一种由全体教师创造和引领的文化，它将所有人置身于不断学习的环境中，并要求定期地、公开地展示学习成果。

而现实的大学是：一所大学应该更加重视内容知识本身而非这些知识的提供者，这样的大学是一家由职业经理人打造和引领的企业，它让所有人扮演拥有固定技能的固定角色，仅凭学科内部成员的评估对知识代理人进行打分。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杨益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以项目，而非以人为导向的高校体系，塑造了大量在学界兼职的二等文科公民，大量的研究者们被迫在学术市场上不断流动，难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和工作回报，即使出版过专著、也有顶尖大学的学者人脉，却仍然无法获得基本职业稳定性，成为难以回头的“学术临时工”。而无数研究者对于同一教职位的激烈的竞争以及制度性劣势（例如国内大学体制的“非升即走”政策）更加剧了这些年轻研究者的个体困境。

这类秉承着传统人文学科价值和人文精神的领域，由于其开放性而无法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及评价方式吸纳，难以得到主流认可；且因为并不迎合与市场、政策和科技领域结合的潮流，无法得到资本化的学术市场的支持，缺少研究经费。然而现实中，学术资源、评价体系、发表压力都在推动这类研究向固定的模式靠拢，也走向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范式规训和对政治正确的迎合。

2.工具理性时代下，人文价值的悖论

人文社科的整体转变有其合理性的价值——在一个高度技术化、数据化的时代，能够进行量化分析、提供政策优化方案、与科技结合的人文学科才更加契合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更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获得生存和延续（尽管总是作为STEM学科的附属）。

然而当价值单纯服务于工具理性和资本利益，这个“价值”本身开始动摇。以政治学为例，关于“何为民主？”“如何实现公平？”的辨析被缩减，单一概念及立场成为量化研究的默认前提，却可以造成对于“公平”本身的偏离。例如美国建国时期的“天赋人权”概念总是被直接应用于对中国、伊朗等体制不同的国家的评价，却少人追问这些概念的本土化思想根基，或检视它们在不同社会、历史及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经济学人》民主指数和《自由之家》自由指数等政治评级体系，几乎都建立在欧美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之上，对其他政治文化的适用性没有什么讨论空间。这无疑加剧了全球话语权的偏移和两极化的对立，使得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更加难以自我反思。

当然，与这类话语相关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研究，仍然在西方语境中具有十足的分量，有时甚至被简单化为人称“白左”的政治正确口号。这其中展现的是当代思想理论领域的议题化趋势，即所有思想都被简单归类为对身份政治的站队。这类论调虽然倡导自由、平等、包容，却逐渐趋向某种政治正确，难以容忍任何批判性立场（即便不是反对性的）的出现，成为了一种思想规训。以至于对原本对于公平正义的关注变得僵硬排外，丧失了对于社会的真实洞察力。而这一现象甚至延伸到了西方更加广泛的文化场域中，使得文学作品、新闻媒体趋向同一议题，僵化了文化与艺术产业本有的自由性和创造性。

而真正有思辨性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却偏居于非主流的学术空间（例如之欧洲语言与文化部门，或者电影研究、现代语言更小型的领域），或是变成了人类学领域的主要课题。然而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在这些领域内的许多学者所面临的不仅是学术理想的苦苦消磨，甚至是关于基本生存保障的脆弱不可靠。

人文学科曾经提供的对于人类真实境况的关怀、洞察和思考正在消失，而这种消解与此同时是危险的。大量年轻学者虽仍有志于此，甚至占据着人文社科研究者数量的主流，却遭受着集体失声的系统性困境。

02 文科，怎么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那么，是什么使当代的人文社科领域成了这个样子，并蔓延到了全球高校？将背后的原因仅仅归结于科学技术（STEM学科）的强势发展碾压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本质向来不是对立的两端），而更多在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当今大学体制的塑造。

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留下的不仅是巨量的全球财富，也包含了欧洲最为丰富的文化和艺术遗产。战后流亡到美国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包括纳博科夫、布莱希特、汉娜阿伦特、杜尚等我们所熟知的先锋知识分子，使得世界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一跃成为学术与艺术殿堂，占据着全球艺术与思想创造的主流话语。

然而，这一状况很快随着70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而改变。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不仅影响了经济政策，也重塑了教育体系和学术机构，使得大学不得不参与自由市场以获取资金。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推动大规模高等教育改革，减少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支持，进一步推动大学财政自负盈亏，增加私人资本的介入。

这一背景下，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关注人类经验、批判社会结构、思考存在意义的学科无法直接被商品化的价值所定义，在市场逻辑下瘫痪，成为了“无用”的学科。而科学实证主义则由于其可计算、可推测的固定模式，与科学的结合中使人文学科在当代重焕新生，成为了更受推崇的主流。

不过欧洲流亡美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广阔的影响力，同时大量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主的新生代思想者也陆续涌出，使得人文精神得以延续。然而时至今日，随着20世界中下叶那批知识分子的陆续离世，大学内的批判性思想领域大多没有了新的后继者，标志着他们所带来的思想传统在该大学内彻底断绝。

许多人文社科学子在申请心仪的博士项目时，往往直观地面临着这种思想传统的断层：随着关键导师的退休或离世，这一学术方向几乎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可能，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能够接纳他们的学术场所，甚至放弃这一研究领域。

学术体制的市场化和资本化随着全球化发展蔓延到了非西方地区，甚至也进入了中国大学。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从政府转向了企业和基金会，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研究的往往更受到企业和政府的青睐，而无法被市场逻辑评估的研究则难以得到资助，由此造成了人文社科研究的困境，甚至改变了人文社科的研究方向。研究者们被迫参与研究经费的竞争，转向了和科学技术结合的跨学科领域，而另一部分则学会了”包装“自己以迎合基金会或政府机构的兴趣方向--尽管这样看似“有失风骨”，却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妥协的办法。

此外，市场逻辑所强调的可评估、可量化，也使学者从知识分子变成了“科研绩效者”，思想的价值不取决于思想本身，而是变成必须可以量化的KPI。根据《Nature》2023年的一项调查，主流学术评价体系越来越依赖论文数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标，而非学术思想的深度。许多青年学者的职业生涯被考核体系所束缚，他们需要不断发表论文，而不是花时间进行长周期的思想研究。而这种对学术KPI的狂热追捧甚至也无差别地蔓延到了任何人身上--最近一则六旬老教授、学科领头人，因”论文发表质量、数量不合格“而被高校淘汰的新闻由此冲上了热搜。

在近年高学历泛滥的社会趋势下，“博士退学潮”这一逆流正反映了学术体制内的个体困境。打开小红书，在搜索框内输入“博士退学”四个字，映入眼帘是数不尽的“退学博士”的经验分享。这些寒窗十数载，凭着智力、运气和热爱走到今天文科博士，为何到最后却纷纷放弃了学术理想？稀少的研究经费、学术体制的边缘化和发表指标的压力或许都可以渐渐消磨掉追求思想的初心，而或许最令人心寒的是为了发表而迎合、谄媚主流话语，丧失了学术的自主和思想的纯粹，同时又因学术范式的规训而麻木了文科研究对于人本位的关注，使人文社科研究不再带来感动。

在实证主义主导的学术体系下，大学有了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学术场变成了功利场，范式的高塔隔绝着普通人的经验——人文社科与”人“逐渐割席。

03 AI冲击之后

那么，在学术生产高度模式化的今天，如chatGPT，Claude，DeepSeek等AI工具不断迭代更新，是否加剧了这一人文社科的内部困境，抑或是产生了新的问题？

《爱与死》剧照

相信使用过AI辅助学术生产的读者已经有所体会，AI不仅可以用来设计研究计划、完善量化模型，更能够通过使用者的想法拓展成更加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写出符合学术要求的完整论文。尽管有时胡编乱造、逻辑混乱，但如果用户指令得当，较成熟的AI模型（如chatGPT o1）生产的论文可以相当于一个成熟的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生水平。

正如许多人所讨论的那样，在AI诞生之后，最重要的能力或许就是“问出正确的问题”。然而，当今文科的困境就在于无法问出“正确的问题”，甚至于无法问出恰当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提问AI美国大选的结果预测，又或者要求推理出一个实证模型的结论，但这样的提问是有路径可循的，不需要过多思考——这样的提问并不建立在人类经验和社会的洞察之上，不是由对现象的层层辨析和拆解所作出的最根本、最关键的质疑与批判。其实只要给出足够多的材料，AI可以自动推理延伸出潜在问题的答案。

当然了，大选民调分析这样的问题尚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其他时候，为了提出”独特“的idea，从而获得更多的论文发表和学术名誉，一些问题甚至只是“为提而提”—--看似足够”创新“，实际上却仍然局限在问题土壤原有的框架内，既没有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又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这一研究方式虽然看似无法被AI取代，却从自身就难以立足。

这一现象下，一部分当代理论研究泛滥着有名无实的学术黑话，实则怎么也突破不了传统认识论、本体论的几个基本框架。而这一现象，甚至是学院派当代艺术所最为推崇的—在伦敦的几所著名当代艺术院校中，许多“先锋”艺术脱离了繁杂的理论堆砌几乎无法自我显现，使艺术丧失了自主权和独立性，仅仅成为了语词的附庸（如若此，艺术的价值又如何区别于文学、哲学而自足呢？）。毋用说这些顶尖艺术院校一边合理化自身的极端资本市场逻辑（其资本化和市场化远甚于一般学术机构），一边担当起左翼思想阵营对于资本社会的批判—--批判得还很差劲。更讽刺的是，在小红书上有不少英美顶尖艺术院校的学生做起了这些理论术语的科普，形成了一种高度商品化的思想消费景观。

因此，在实证的、量化的当代文科研究中，即使是提问本身也更多只是模式化的产物，可以被AI复制粘贴甚至举一反三。“问题意识”作为探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尚且可以轻易被AI掌握，更不要提有着既定逻辑和规范的文科研究本身了。在这种情况下，文科研究者们对于被AI取代的普遍焦虑，是十分有理有据的真实情感。

那么这一危机该如何消解呢？文科当真失去了自有的价值，无法免于沉沦，直到被AI真正取代吗？答案或许在于文科对于本真性的个体经验的彻底回归。

先不谈AI是否能完全模仿人类意识、直觉、感知等这一多有争论的话题，至少当今的AI发展还远未达到完全替代人类经验、行动的地步，而只是遵循着信息整合、连接和提取这一固定的设置。神经科学和仿生技术前沿尚未完全突破对人体奥秘的解读，因此参与世界、感知世界以及反馈世界的本能仍然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独特性所在。

AI所无法模仿的不仅仅是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对于情感的接受和反馈，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中的行动与洞察。而这是从苏格拉底时代哲学的诞生起就一直延续在人文社科传统里的血脉。人类参与社会和世界的过程并不建立在任何艰深的理论基础上，个体对于周遭世界的观察和感知也几乎不需要任何思想深度—--一切仅建立在存在与生命的本真性基础之上。而文科真正的生命就在于此。

《汉娜阿伦特》剧照

所以，文学、哲学、艺术这样的灵魂大师并不是虚无缥缈、高于大众的存在。相反，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语言与文化的思想往往是对于人类真实境况的投射。文科的精神不在于高高筑起的象牙塔，而是在与世界真实的交互中，在于个体情感、经验的共同构建之中，在于关心（care）而非不关心（indifference）之中。就像我们谁也不会质疑鲁迅的笔下的社会批判和对于革命的热情如何仍持续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与行动。

AI的到来已经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工具理性的内涵—--模式化、结构化的文科研究，本质上即具有极高的可替代性，而这同时也将研究者异化为了工具性的个体，消解了个体存在的独特价值。尽管许多大学已经吸纳AI作为强有力的科研工具，却也有一些大学恐惧AI，严令限制硕博研究生的使用权限。如果说大学对于本科生使用AI的限制是出于培养基础能力的考量，那么硕博研究生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者，如果仍恐惧于自身研究被AI取代的可能性，不更是反馈了科研工作本身的可被替代的弊病吗？因此，让工具仅仅成为工具而非对于个体价值的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唤回真正创造性的思考。这样，AI所为时代进步的产物，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宝贵作用。

结论

规范的学术体制的确能带来更加公平、统一的评判标准，而学术议题和范式的转变也顺应了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因此，当下的学术体制有其自在的合理性和价值。然而，在AI时代，这一规范的、统一的学术体制正面临着时代变革的要求。或许，我们应该回归更加灵活、自由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洞察，而非用发刊水平、发表数量一杆子打死。对青年学者多些理解和耐心，允许成熟的见解在更加自然的周期内开花结果。

在技术洪流和市场霸权中，AI的出现提醒我们人类个体经验的宝贵--毕竟，在科技几乎没有不可能的当今，只有“人”不是机器，不可取代。

一切都处于流变之中，对于人类真实境况的关注、对于思想和创造的坚持却可以跨越所有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