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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英伟达与黄仁勋完美诠释了硅谷长青的两大根基：弥赛亚式的文化信仰与对利润延迟满足的耐心。文章来自编译。
关于英伟达及其CEO黄仁勋，存在两个看似矛盾却皆属事实的视角。
视角一：美国梦范本
黄仁勋的故事完美契合我们钟爱的美式励志叙事：幼时父母将他送往美国投靠叔婶，为争取名校机会将其送入肯塔基寄宿学校——父母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间问题少年管教所。在跟有刀疤纹身的室友共处的环境里，黄仁勋凭借着勤奋、技术天赋、长远视野，以及红杉资本的雪中送炭，耗费30年打造出一家以硅芯片独力驱动AI革命的企业。现如今，英伟达的市值已达3.45万亿美元，黄仁勋个人的身价也突破了1200亿美元。
这般经历堪称精彩绝伦，跟《60分钟》节目的黄金开篇是完美契合的。
视角二：成功学祛魅
这个完美叙事某种程度上如同「德州长角牛的第一杯咖啡——纯属扯淡」。
是，黄仁勋是典型的移民。是，他身上兼具勤勉品格与领袖魅力。是，虽不知将来会怎么用他却创造了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一种技术。是，他打造了一种独特的狼性和专注的文化，在众多死气沉沉的大公司中脱颖而出。
但英伟达的技术应用场景——从AI训练到加密货币挖矿——多属意外发现。Transformer模型非英伟达的原创，也没有在2013年买了比特币。但黄仁勋在洞见了游戏芯片潜在的通用性后孤注一掷，这场豪赌混合着野心、耐力与天时地利。
英伟达传奇、黄氏神话、AI狂潮，本质都是硅谷50年成功范式的新篇章。
我看过的企业史著作没有百本也有好几打，最新力作当属金泰（Tae Kim）的《英伟达之道：黄仁勋与科技巨头的诞生》。该书精彩呈现了核心人物，其所冒的风险，以及公司经过的数次濒死体验，值得精读——毕竟英伟达堪称史上最具影响力企业之一。
不过这种书你看多了之就会有同质化的感觉。英伟达与黄仁勋完美诠释硅谷长青的两大根基：
弥赛亚式的文化信仰
对利润延迟满足的耐心
重振硅谷「异教」文化基因
一位在英伟达工作多年、身价已翻涨数十倍的朋友如此描述该公司的变迁：「停车场车辆滞留至晚七点的传统未变，只不过日产Altima已换成了保时捷。」尽管规模今非昔比，这家科技巨头始终保持着创业期的狼性文化。
这种文化是从高层发端的。金泰在著作中记载的轶事极具典型性（原文画面感太强，恕不删减）：
「每逢黄仁勋难得休假，员工反而如临大敌——这位CEO习惯在酒店狂写邮件布置超额任务。
创业初期，高管迈克尔·哈拉与丹·维沃利曾试图干预：“老兄，你可是在度假啊！”
黄仁勋则回应道：“我正坐在阳台看孩子玩沙呢，顺便处理一下邮件。”
“快去陪孩子吧！”下属坚持。
“不必，”黄仁勋拒绝道，“正是高效工作的好时机。”
这里我并不是想鼓吹这种极端的工作伦理，但必须承认：英伟达这种进取心十足的快节奏文化确是其成功的核心变量。早期凭借双倍于竞品的芯片迭代速度，公司赢得了市场的超额回报。当然，很多非狼性文化的企业亦有成功案例。
真正启示在于：英伟达文化精准适配其主攻市场。我称之为CMF（文化市场匹配）。CMF是指市场机会与特定组织抱窝该机会的文化产生了共振效应。其机制是文化基因催生出适配战略，进而捕获市场红利。比方说谷歌式自由孵化可激发创新，亚马逊式的微观管控可提升执行力。不管体现形式如何，其所熏陶出来的文化总能恰当地把握住市场机会。企业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质，会弥漫在每一张PPT，每一项产品决策，每一次分析里。在缺乏绝对正确答案的情况下（一直如此），推动做出最后决策的往往是CMF。
CMF未必就得与客户利益同频，其重点在于构建制胜外部市场的内部文化。有时候这种文化确实跟客户是一致的，但有时候更多是通过以公司为导向的决策。就像大银行长期压榨客户仍能盈利，关键在于文化激励体系与市场利润池的契合。真正的市场机会在于将长期利润最大化，而非让客户满意度达到巅峰。
看过那些书之后，金泰让我对硅谷强人理论及创始人崇拜文化的成功逻辑有了更好的理解：虽说这些人是因为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权力才得以做出大变革和下重注，但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定义了文化，而文化才是长远的制胜之道。
守得云开见月明
正如我之前说过那样，硅谷生态本质上是由智人属-混蛋种-风投亚种（homo-asshole, sub-species venture capitalist）推动的。尽管争议不断，这批风险偏好极强、不断狩猎颠覆性技术的资本群体，正是美国科技霸权的核心引擎。他们押注的不仅是尖端科技，更是需要持续烧钱数十年的未来基建设施。
这种「战略性亏损」文化已渗透硅谷半世纪，而且不再局限在初创企业，现更成为科技巨头的核心战略。Meta豪掷数百亿美元押注虚拟现实就是未来。OpenAI年收40亿美元就要建50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这种程度的野心与耐心前所未见。用亏几年钱来保住春秋大业的策略相当奏效。
黄仁勋也吸取了这一经验。2006年，英伟达的芯片正在游戏市场大杀四方。在得知研究人员用游戏显卡来跑机器学习实验之后，黄仁勋突然灵光闪现，找到了将公司彼时200亿美元的市值推向新高之道。他开始向CUDA开发架构投入重注。2年后，当最大竞争对手被AMD收购而英伟达收入不达预期时，公司股价暴跌了 80% 。百分之百十！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感觉吗？
但凡不在帕洛阿尔托呆的凡夫俗子早就举白旗，把焦点重新放到既有市场上了。但黄仁勋没有。相反，他对CUDA加倍下注。按照金泰的说法，尽管经历了4年的挣扎，英伟达仍将“1/3的研发预算投入到CUDA的兼容性上，以至于公司的毛利率从2008财年的45.6% 下降到2010财年的35.4%”。
记住，当时这项技术还没有市场。GPU除了玩游戏以外几乎别无他用。英伟达不仅砸钱到新技术和新芯片，还同时推出了一个开发者社区来推动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使用这些新的芯片。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一位商学院教授曾调侃过英伟达给投资者讲的PPT。在讲台上的黄仁勋历数从投行到疾病研究人员的潜在用户。直到机器学习和社交媒体火爆之后这些客户才开始变现。Facebook与Instagram等新型app的推荐与图片标记算法在英伟达的新型芯片（更重要的是，在CUDA架构）上的执行性能要出色得多。投资开始收到回报。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CUDA社区不断壮大，直到现在发展成为拥有400万开发者的群体。所以2022年当transformer模型与ChatGPT横空出世时，英伟达已经成为了唯一的算力军火商准备收割了。
乐观主义的资本溢价
弥赛亚式文化与对盈利的延迟满足的终极耦合点在于：承受超长周期战略亏损的能力。硅谷为此构建双重金融防火墙：一个健壮的资本市场，有投资私有公司超10年不赚钱的耐心。不上市，他们就能做出目光短浅的公开市场无法容忍的投资。其次，一旦公司上市，像扎克伯格享有的那种超级表决权可以激励公司下大多数人不敢下的注，因为没人可以炒掉创始人。创始人决定文化，可迅速做出艰难决定。
科技创新的悖论在于：伟大企业既是系统工程的产物，又依赖个体狂人的偏执。身为怀疑论者的我也不得不承认：在技术市场，乐观主义者终成赢家。
几年前，我跟朋友去拉斯维加斯。那是他第一次玩21点。他一下子就把手里的10美元全都押了进去。膨！他的钱一下子翻番了。再All in一次？又让他翻番了。他继续玩，只是略微保守了一点。几分钟内，他就赚到了100美元。然后他道谢离席，把钱存进了银行。我问他打算拿这笔钱干什么。他回道：“炒股”。
一家公司在初创阶段采集第一批资源时，要靠手气好运气好。对于创始人来说，伟大与过得去之别在于他们挖到第一桶金之后用来干什么。伟大的创业者不会躺在钱堆里，而是将原始资本变成战略杠杆。
在熬了很多年之后英伟达终于赢得了游戏芯片市场，后来又熬过多年后靠CUDA赢下了机器学习市场。现在，这家公司的目光变得更加远大，开始投资做机器人和私有transformer模型，带着卖一整个数据中心而不仅仅是里面的芯片的目标着手收购了。从某种角度来说，金泰的这本书出得还是早了。如果黄仁勋的战略奏效的话，过去这30年的辉煌不过是未来霸业的注脚。
译者：boxi。
